隨著愛新覺羅氏入主中原，留辮與不留辮遂由風習問題變成了一個嚴峻的政治問題。清朝統(tǒng)治者為了徹底從精神上征服漢人，把剃發(fā)作為一種表示歸順的標志，剃了發(fā)，意味著徹底屈服，精神崩潰，也就是沒有了精神生命，成為清朝的“順民”。其實，清廷征服漢人的施政除了強行剃發(fā)，還有禁止纏足。柳亞子把清朝政權初建時強制推行“薙發(fā)令”與“禁纏令”，明確看作是對漢族男女雙管齊下的民族征服政策。

順治元年，朝廷曾下令“有以纏足女子入宮者斬”。順治十七年，皇帝又下詔禁止纏足，稱：如果再讓婦女纏足，其丈夫或父親杖八十、流三千里。但沒有像剃發(fā)那般動真格，相反旗人竟然也有女性青睞纏足。于是，康熙三年，清廷再申關于纏足的禁令。按康熙帝的上諭，“自康熙元年后所生之女概禁纏足”。若有違法裹足者，其父當官的，交吏兵二部議處；是平民則交付刑部，責四十板，然后流徙；其家長若不行稽察，枷一個月，責四十板。之后清廷又多次下諭，包括在太平天國運動時期也曾下令禁止纏足，甚至晚清時期，慈禧還下令正式廢除裹腳制度，但纏足并未斂跡。直到上世紀二三十年代，纏足之風仍未停歇。如魯迅《以腳報國》云：“雖是現(xiàn)在，纏著小腳，跑起路來一搖一擺的女人還不少�！�

有學者考證：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說燕趙的賣笑佳人“躡利屣”，利屣，即尖鞋也。見于北宋時期的壁畫，女藝人的腳整體小，前端瘦。南宋后，由拘束而變?yōu)槔p足。誠如元人陶宗儀《南村輟耕錄》云：“元豐以前少裹足，宋末遂以大足為恥。”“三寸金蓮”成為上層社會一種高貴的象征。到了元代，《西廂記》里崔鶯鶯的腳成了“半拆”（約三寸）。纏足是為了滿足男子某些特殊的癖好，而對女性身體是極大的摧殘。清代小說家李汝珍《鏡花緣》中對裹足的經過作了鮮活的描述，而明末清初的文學家李漁在《笠翁偶集》則如此評價“三寸金蓮”：“瘦欲無形，越看越生憐惜，此用之在日者也；柔若無骨，愈親愈耐撫摩，此用之在夜者也。”他的這種“日間憐惜，夜間撫摩”的精微思量，當是今人難以想象的。方絢《香蓮品藻》云，“三寸金蓮”有三貴：肥、軟、秀。

毋庸置疑，纏足是一種傳統(tǒng)性的陋習，但滿人沒有纏足的習俗，清廷禁止纏足絕非體現(xiàn)革除陋習的進步意義。清朝初年，統(tǒng)治者力圖在裝束方面以滿變漢，下令男子剃發(fā)，女子放足，男性服了，女性則反抗（當時有“男降女不服”一說）。據(jù)《東華錄》記載，女子以自殺來抗拒放足。清兵入關之初，曾強迫漢人剃發(fā)。禁止纏足與剃發(fā)一樣，都是旨在改變漢人的傳統(tǒng)習俗。因此，在某種意義上說，纏足被視為漢人保持最后傳統(tǒng)尊嚴的要項之一。梁啟超說：“強男之頭，不如弱女之足。”清廷對“薙發(fā)令”嚴格執(zhí)行，決不寬貸，但對“禁纏令”則較為放松，因為女子地位低下，在當時的社會格局中，并不構成對清朝統(tǒng)治的威脅。

客觀地說，清廷禁止纏足的法令不能說不嚴厲，可是習俗的力量根植民族心理，一紙上諭并沒有多大震懾作用，民間纏足的陋習依然如故，延綿不斷，足見傳統(tǒng)習俗之頑固。清朝，婦女纏足業(yè)已是舉國上下的一種傳統(tǒng)習俗，這種畸形的審美在人們心目中根深蒂固。在漢人心目中，纏足乃是傳統(tǒng)文化的象征之一。況且從操作看，禁止纏足遠難于剃發(fā)。三歲開始裹腳，直到成人時骨頭成型，下令禁止，得把已經裹成的小腳再掰開，即便如此，也難以放成“天足”。清廷無奈，禁令只得不了了之。

清末的維新變法，推行反纏足運動，各地成立了“天足會”。直至1912年3月13日，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(tǒng)孫中山發(fā)布命令通飭全國勸禁纏足，這一陋習才開始走下坡路。